1999年出版的韩进著的《中国儿童文学源流》一书的内容提要说： 这是一部填补我国儿童文学研究空白的著作。中国儿童文学有史还是20世纪初的事，那么，在此以前儿童与文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中国儿童文学又是怎样从中国文学这一母体中孕育、发展成一种显著的文学样式的？它与民间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以及古代儿童启蒙读物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中国儿童文学由自发走向自觉的前提是什么？为什么中国儿童文学独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些关涉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基础课题，在以往还没有哪一部著作作过系统而有说服力的解说。《中国儿童文学源流》以详实的史料、合逻辑的推演与著作者独到的视野，生动地描述了中国儿童文学由自发走向自觉的全过程，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它自己的贡献。
由此，下列的评语，当之无愧是给予这一部“填补空白”的“创新之作”，而在这之前“没有哪一部著作作过系统而有说服力的解说。”
这是著名儿童文学老前辈陈伯吹的评语：
“……在平时研究时，努力发掘自己在儿童文学中能独树一帜的理论，推陈出新……他坚持民族化的道路，不同意掇拾西方那种唯美、唯情的片面观点，在理论上有独特的见解，与众不同，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源’与‘流’上，作出了全新的解释。”
还有IRSCL（国际儿童文学研究学会）评委，加拿大卡尔加利大学教授罗德·麦吉里斯，也是这么评价的：
“……无论如何，从中国古代儿童的典籍上，阐述其历史与文化的渊源，是具有极大意义的。”
但问题是，陈老早几年已经过世，这一评语，写在l992年，而麦吉里斯的，更写在1990年。莫非他们未卜先知，预先知道有这么一部“填补空白”的关于中国儿童文学源流的大作么？
显然不是！
他们所评的，是本人早在80年代已完成的一部专著，这部专著的主干部分，是1991年第十届IRSCL巴黎大会的入选论文，故在前一年已被IRSCL评委所推崇，不仅在大会上宣读，而且在会后，还专门作了长篇演说，文章被译为英、法等文字，辑入会议论文集在法国出版。回来后，十余万字的专著请由陈伯吹先生作了学术鉴定，并于1993年在国内出版。学术鉴定时，其课题名称则为《儿童文学源流研究》，正式出版时才改用曾在海外用过的英、法文名字《中国儿童文学：天赋身份的背离》（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并印上了英、法文书名。自然，这与《中国儿童文学源流》也用英文作提要及目录无关。上述评语，是印在《背离》封底之中的两条。
但问题却由此而来了：韩进的《源流》显然不再是第一部“填补空白”的儿童文学研究之作，那么，它又与本人的《背离》又是什么关系呢？无疑，说“师承”是谈不上的，因为韩本人根本不承认前边还有这么一部研究中国儿童文学源流的作品，而我也不希望自己的著作被人如此利用。
当然，《源流》自始至终，没有只字提及本人的著作。
其实，我已经不下十次接到儿童文学同仁们的电话，说《源流》一书无论从观点上，还是整体思路上，包括文字上，都是从《背离》中活剥而来的，使用的史料也所差无几的。当然，史料谁都可以使用，但从史料中引伸出来的观点、思路，只可能是个人的，别人是很难“不谋而合”的，不过，中文版的《背离》出版在《源流》的六年前，而且出版在韩进自称的写作时间1995年的两年前，“不谋而合”也就无法成立了。我这里还存有韩进当时向我索要儿童文学著作的信件，而且说明，我专门把《背离》一书寄到了已在安徽少儿社工作的韩进。
无疑，学术观点，是研究者通过长时间考证、分析、归纳才可能形成的，使用别人的观点，都应该加以说明，决不可以偷天之功，窃为己有，把别人的东西当成了个人研究的“专利”，更何况把别人论著的整个思路、结论一古脑照搬过来，略加改头换面，变成自己的“填补空白”之作呢？这里，不仅没有半点学术操守，连起码的做人的道德都堪可怀疑了！
这里，不妨把《背离》与《源流》作一个粗略的比较。
《背离》开宗明义，要对“儿童文学的源、流及其异常全面分析”。一开始即对把童谣比作谶纬以及古代童谣“荧惑说”作了分析，并且对始终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独尊儒术”封建神学与之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剖析；而《源流》也一般对把童谣当作“谶语”、对荧惑说、对董仲舒以先秦儒家理论为基础构建的封建神学，作了同样顺序的追溯；《背离》对中国古代的启蒙读物戕害儿童心理作了有力的批判，“不能把那些虐杀儿童精神的钦定读物算作中国儿童文学的范畴之内”。《源流》则称“中国儿童文学不可能从传统启蒙读物中产生，”因为其为“载道”内容与“教化品格”，“培养顺民与奴才”，“集中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儿童的社会期待及其精神塑造”；《背离》分析了古代中国的儿童观，对“父为子纲”的森严伦理秩序作了详尽的探讨与批判；而《源流》也几乎照抄这部分内容，但思想剖析上却肤浅得多；《背离》对“儿童的发现”、“走向儿童文学的自觉时代——异常中的必然”作了长篇论述，《源流》自然也跟着这一思路走了下来；还有，《背离》抓往了“祖先崇拜”做文章，《源流》自然也少不了一笔……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可能把全部内容一一作出对照，更不可能在文字上一一列出，但光这些，读者便大致可以看出问题症结所在了。直接的文字抄袭有尾巴可抓，在操作上予以认定是毋庸置疑的，而在观点、思路、系统模式上的剽窃与抄袭，比文字上的更为可恶与严重，在当前理应引起更高的警觉。《中国儿童文学源流》是怎样出来的，到此可谓昭然若揭了。平心而论，作为原创的《背离》还是要深刻得多、全面得多，也独到得多，充满激情灵气，一气呵成，才华横溢。《源流》却枯涩，有拼凑之感。
此文刚刚拉了草稿，便看到了王泉根先生发表在4月30日《中华读书报》上《究竟谁抄谁？——关于田惠刚、韩进“抄用”本人著作的备忘》一文，这才得知韩进还有“中国第一部儿童文学通史”《中国儿童文学史》，洋洋50万字，可惜笔者尚无缘见识，未知该书如何成为“集大成”之作的。然而，正如王泉根在谈及韩进所为时所说的“世上的事情竟如此丰富多彩妙趣横生意味深长”，除这部“通史”被人抓住照抄的鸡脚之后，另一部《源流》也同样另有“出处”，这实在是妙不可言了。一部《源流》更在耍完障眼法之后，来个明火执仗的“搬家”，令人可叹之至。
